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感
作者:杨俊     来源:暂无     发表时间:2017-12-14 08:13     浏览次数:27 次    

作者、版本:梁漱溟著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寒假一晃而过,闲来再读梁漱溟先生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经常会被梁先生深邃的思想和富有哲理的话语所折服。颇多感慨,略以记之。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绪论第一章,主要阐明笔者研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缘由,并表明了对当时存在的三种对待东西文化研究的看法,如‘我当初研究这个问题是在民国六七年的时候。那时我很苦于没有人将东西文化并提着说,也就没有人着眼到此地,以为如果有人说,就可以引起人研究,但是现在看来,虽然有人说而仍旧并没有人研究,在我研究的时候很多朋友劝我,说这个问题范围太广,无从着手,如张崧年屠孝实先生都有此意。’(P12)梁先生对这三种态度具体意见为,第一个意思,没有说出东西文化所以调和之道而断定其结果为调和,是全然不对的。第二个意思,觉得问题很大,可以等待将来研究也非常不对,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是很迫切的问题,虽然这件事成功是在未来。第三意思,以为范围太大这个意思也不对,实在并非没有方法研究。

第二章‘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上)中,总结西方化是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化是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科学与民主两大异采文化。而说到民主,不得不说权利平等,其中本章中对于权利和自由的理解让我获益匪浅。首先他将权利分为第一层便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第二层便是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认为权力是有限制的,而中国人全然不理会这个限的。于是中国人对西方人要求自由,总抱有吃惊和冷漠的态度。其次,对于共和自由平等,梁先生认为,只有有了人的观念才有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的。西方人便是有了这个观念的,所以他们要求自由,得到自由。大家彼此通是一个个的人,谁也不是谁所属有的东西;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来主办,个人的事便自己来主办,别人不得妨碍,所谓民主平等自由不过如此而已,别无深解。这里梁先生的观点鲜明,寥寥几字概括了民主自由平等。

第三章,接着提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其中梁先生在论述人生的三种问题甚是精彩。分为(一)可满足者此即对于物质世界—已成的我—之奋斗,解决的路向就是解决的方法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这个对应的是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二)满足与否不可定者,解决的路向是遇到问题不去解决,改造局面,就是在这种境地自我满足,达到改变自我的意思。如中国文化。(三)绝对不能满足者,路向为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而不是改造局面和改变自己意思,这种态度违背生活,典型的是印度的文化。

第四章 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之比较,梁先生认为,哲学包括形而上之部,知识之部,人生之部,并具体分析西方印度中国哲学的情势,并列出详尽的表格(P76),这里不再多述。

第五章 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当持的态度,人类生活只有三种态度并演变为三种不同的文化,提出世界文化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认为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人类文化之初不能不走第一条路,却迫不及待把第一条路走完就拐到第二条路了。印度文化,太过消极,偏于宗教,不适用,最后只有中国文化最为调和适中,说孔子具有刚的特点,而且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

此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问世之时所引起的轰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开启了被标志为“现代新儒家”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哲学运动。它规定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问题及其方法: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中“返本开新”,重建儒学传统。事实上,现在的“中西论争”在对“何为中”、“何为西”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深度上仍然没有超越1921年的这本小册子。

   在这里我想谈谈第三章‘何为西方化?何为东方化?’中关于三个问题,三个路向及三种文化。上文已说过,本章是论著中极为精彩的章节,故特挑出来与大家探讨一番。

梁先生在此书中把世界文化的类型分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第一种: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它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第二种: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在于,“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是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这种精神态度的典范,在梁先生看来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第三种: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三种形式、三条道路。

  虽然这三种文化同时存在于世,但是他们还是有区别的。西方“向前”的态度是人类过去的文化精神,中国“调和持中”的态度是人类现在的文化精神,而印度“向后”的态度是人类将来的文化精神。梁先生认为:西方的意欲向前其实是滞后,印度的意欲向后其实是超前;只有中国的意欲持中,恰到好处地居中。于是,在文化比较问题上,梁先生从“事实陈述”而引出了他的“价值评判”:西方那种已经过时的“意欲向前”的态度是应该加以排斥的,印度那种尚未到时的“意欲向后”的态度是应该暂时悬置的;目前惟有中国这种“调和持中”的态度才是恰到好处、合乎时宜的。

   由此可见,梁先生把其他文化论者从一般的文化优劣、价值高低层面上进行评判的比较路径,革新为一种从时间序列上看某种文化类型是否“合乎时宜”的角度进行的比较方式。在此,“适宜”之意有根据社会需要包括民族生存的要求为理论出发点的意味,因此,这种文化论的“实用主义”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据此,梁先生提出了我们今日所应有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也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的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P204)一方面并不拒绝西方文明(征服自然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民主精神),但是在“态度”上加以“根本改过”;另一方面也并非全盘接受中国传统,而是加以“批评”的“重新”拿出:这两个方面的综合,正是梁先生所赞赏的中国文化精神的“调和持中”的态度,其实也正是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普遍态度。

我们在惊叹梁先生在其28岁时,能写出如此富有哲理和思辨能力的经典著作,使我不得不对其聪明才智感到敬佩。但是中学毕业的梁先生后自学成才,后人评价说,梁漱溟主要是个思想家,而不完全是个学者。至于学者或思想家无需争论,因为梁先生能在五四洪流中发出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能全面而细致的分析了东西方文化和哲学具体内涵和区别已实属难得和不易,同时开启了新儒家文化哲学运动,重建儒学返本开新的传统,意义非同小可!

当然我们在充分褒扬此书如何经典的同时,梁先生思想如何深邃和他对于佛学研究之精之深的,也应看到任何经典都有其历史局限性,这是所著经典著作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这本著作创造性的提出人生三种问题,三种路向而衍生的世界三大文化,创造性的提出世界未来的文明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而却没有创造性的解释:西方文化意欲向前却是滞后的,印度文化意欲向后而超前的具体原因,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文化为何比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优越的原因,笔者的论述似乎也底气不足!仅仅说明对待三种文化的态度而不去做深一层次的分析似缺乏令人信服的事实及理论依据,显然难以让学者和读者深信。或许其中原因过于复杂琐碎或由于当时笔者理论并未如此成熟,这也许留待后人来开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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