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北方军事卫所衰落原因探微
作者:邵常岁     来源:暂无     发表时间:2019-06-13 09:53     浏览次数:4 次    

摘要:“卫所制”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之一,北方军事卫所对保卫明朝北部疆域安全起了重大作用。但自明朝中后期,其防御力量逐渐衰落。主要原因有兵士逃亡导致卫所兵力减少;屯政遭破坏,国家没有足够粮饷用来养兵;官宦过分压榨士兵,引起兵变等。人员、制度、政治策略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卫所衰落,此种局面很大意义上是由其自身问题引发的,外部客观原因固存在,但主观原因首先严重削弱了其内部力量。

关键词:明中后期;卫所;衰亡;屯田;兵变

“卫所制”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制度之一,由明太祖朱元璋所创立。明朝开国初期,为了扩充兵员,加强边疆防卫,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置卫所,军丁在卫所中轮流戍守、屯田。战争时期充军作战;和平年代耕地屯田。屯田耕作所得粮食用来供给军户和正军所需。卫所在明前中期对加强明朝的军事实力,防御边疆少数民族的侵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明中期以后逐步衰落,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明朝军事卫所的研究已有相当多的成果,但对于其衰落原因的研究尚付阙如。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这对于当今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都现实指导意义。本文试从兵士逃亡、屯政破坏、兵变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笔者能力有限,对于问题的把握难免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士兵逃亡,卫所兵力减少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历朝历代都有军队士兵逃亡现象,明朝中后期北方卫所士兵逃亡尤为明显,直接导致卫所兵力短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首先,边班制未得到严格执行,导致“北人南守,南人北守”,士兵因不服水土染病而逃亡。

明初,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和管理,明成祖朱棣对卫所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永乐间,始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1](p.51), “边班制”即边防军人由内地民众充当,并要求定期轮换,并要求官府对军士要“量其性习,辨其土宜”[2](p.127),在派兵戍边时要考虑军士对戍守地区自然环境的承受和适应能力,以此来确定士兵调防的地点、方位、距离。此法可以很好的减少士兵因水土不服而造成的损失。但是在后来的实际执行中,并未严格执行此法,越来越多地出现“北人南守,南人北守”的错愕现象。另外,“卫所去本乡贰万里,或七八千里,路途艰难,”[3](p.15)政府又不给士兵“置备军装,整理盘缠”[4](p.62),最终造成“南北士兵皆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冻寒,北方之人死于瘴疠……路难费巨,逃亡者多[3](p.78)”。面对这样的局面,首辅大臣杨士奇曾上疏明宣宗:“请自今从南北所宜出戍,使人宜水土”[5](p.148),但宣德皇帝对此却置之不理,结果士兵逃亡日俱。至天顺年间,更是出现“塞北之地与穷荒无异,非生长其间者,未有能宁居而狎敌者也,今南人戍西北边,怯风寒……而北戍南,亦不耐暑,多潜逃”[6](p.58)的局面,在明朝后期这种现象更是有增无减,士兵因不习水土染病而逃亡的现象日益严重。

其次,明中后期卫所中“占役”现象突出,士兵无法承担公役、私役的繁苦而逃亡。

“占役”即官府、军队将领、朝廷权贵等凭借手中权力强迫军丁为其耕种私有土地、收获庄稼、修建房屋等,占用士兵为其做“私役”。明初,北方卫所军丁分工明确,各司职责,任何人都不得私自调动、役使兵卒。但自明中期以后,由于卫所屯田制遭到破坏,军田多被卫所的军官侵占,使得耕作军田的士兵不再单单是负责军事职责的士兵,大多数被军官役使,军官私役军士为他们耕种庄田,盗官冶铁,修筑私第,甚至贩卖私盐等。景泰年间,内官弓胜在云州置备田庄,让将领给他调拨军丁打理田庄;山西天成卫镇守都指挥魏清,私占军屯2顷,私役军士50余人;隆庆三年(1569年)萧廪受命出核陕西四镇兵士,发现被私家隐占的士卒达数万人之多。[7](p.202)北方卫所出现“军无定用”的现象。另外,明朝廷、衙门也有役使军士的情况。弘治十七年,大学士李东阳上疏朝廷曰:“京城修造,前后相仍,做工军士,累力赔钱,每遇班操,宁死不赴”。[8](p.63)崇祯年间,“占役”更加严重。范景文奉命到通州练兵,查到通州府兵额的一半竟然拨给了巡逻仓、厂及各衙门。拨到各衙门服役的,则一去不返,无处究诘。至于班军,原本到京后只负责驻守,此时却大量用于工役。繁重的公役、私役严重影响了明朝卫所的功能。士兵“军事之杂差,拔之做工,留之拽木,终岁不得入操”[2](p.148)。

军丁被将领、权贵用于工役,不仅大大增加了军士的劳役负担,生活困苦不堪且地位极为低下,“凌虐挞于要孥,驱使及于意稚”[2](p.49)。严重的“占役”使军士遭到人身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他们忍无可忍而不得不联合起来有组织的逃亡。面对军士逃亡,部分将官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引以为利,受私故纵。故而使士兵逃亡日益增多。

第三,军官克扣兵饷,致使士兵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明初规定卫所士兵的月粮为一石左右,但多数情况未能足量给付,一般多为五至八斗。但自正统末年起就已出现“卒已缺粮”的状况,景泰年间缺粮亏饷的现象更为严重。本就未能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后来又由于卫所军官的克扣,使粮食薪俸大为减少。“都司卫所贪贿差放,有征办需所加倍,或包纳月钱,纵放买卖,或以供应上官为名,勒除月粮,或指差操刻减布花”[9](p.73)。另外,明代军队将领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军官俸禄不多,为了升迁,上下打点的钱财多从兵丁的粮饷中克扣。“不才之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克军之饷,或缺任而不补,或逾期而不发,兵奈何不疲”[5](p.160)。由于军饷被克扣,使得“在边军士多有衣不蔽体,食不饱口,疲损羸弱,形容枯槁”[9](p.74)。《明史·黄紱传》记载了这样的现象:“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觅士卒妻衣不蔽体”,无法想到“健儿家贫至此!” [8](p.200) 士兵“坐窘于衣食,逃亡比比。”[5](p.139) 

由于以上原因,明朝北方卫所兵士大量逃亡,有时几人相率逃亡,有的举家而逃,更有甚者,合营千户一起逃亡,或逃回原籍,或逃入胡地。如正统年间,“辽东军士往往携家属潜从登州府运船,越海逃还原籍”。[8](p.202)。万历三十六年(1608),前屯卫军户因不堪高淮勒索,合营男妇数千人,“欲携家北投虏地”。[10] (p.23)还有的以沿海岛屿为藏身之地。早在宣德年间便有“逃军及家属多聚万滩等岛”。到成化年间,“辽东年饥役重”,逃往海岛者急剧增加。嘉靖、万历以后这种现象更为严重。

兵士的逃亡直接导致卫所的兵额大量减少,战斗力下降。正统三年,兵部奏:“天下都司卫所发册坐勾逃故军士一百三十万有奇。今所清出,十无二三。未几又有逃故,难以遽接停止。”[11](p.73)据《明史》、《明实录》等记载,“辽东,永乐时额军9万多,隆庆时只有7.2万。蓟镇,原额军9万多,嘉靖时仅剩5.7万老弱,隆庆时更是不满3万。宣府,国初额军13.5万,崇祯初年只有7.5万。”[7](p.61)究其原因,士兵逃亡是重要因素。嘉靖时唐顺之上疏也言及此事:“从石塘岭起,东至古北口墙子岭马兰谷,又东过滦河,至于太平寨燕河营,尽石门寨而止,凡为区者七。查得原额兵共七万六百零四名,见在四万六千零三十七名,逃亡二万四千五百六十七名。又从黄花镇起,西至居庸关,尽镇边城而止,凡为区者三,查得原额兵共二万三千二十五名,逃亡一万零一百九十五名,总两关十区之兵,原额兵共九万三千八百二十四名,逃亡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三名。”[12](p.116)士兵逃亡数量之多,可见一斑。按《明穆宗实录》所记“祖宗边军百万,今存六十万”[7](p.61)可推断当时全国边军军额至少减少了40%。

在冷兵器时代,军队实力的强弱、战争的胜负甚至政权的安定与否很大程度上依靠军队数量的多少。一般情况下,士兵多,边防隐患则少,国家安稳;军队少,外敌易入侵,政权受到威胁。明朝中后期,边班制执行不善、“占役”、军官克饷致使士卒纷纷逃亡,造成明朝北方卫所军队军额严重不足,使边防卫所空虚,在对外防御中捉襟见肘,边镇频频告急,因此,卫所的军事防御作用大大减弱,增加了北方少数民族对明政权的威胁,明末清兵入关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屯政破坏,国家无粮养兵

屯田之制自古就有,尤其是军屯,它是国家为缓解戍守军队与军费供给矛盾而采取的一种有效办法。明朝在边疆地区也大力实施军屯,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朱元璋“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勿尽力开垦,以足军食”[13](p.156),这就是传之后世的“屯七守三”之例。明朝屯田的主要作用有三点:第一,解决军饷供给。虽然在屯田最为发达的永乐朝,军队都没有完全实现自给自足,但永乐初年屯田收入几乎与户部年收入大体持平,有效地缓解了军粮短缺问题。第二,促进了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明初经过多年战乱,社会经济凋敝,如洪武元年(1368)的河南开封,“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13](p.156)。实行屯田有利于荒地的开垦,农业发展,实现社会稳定。第三,明初军屯是与卫所设置相配而行的,卫所对辖区内军田与军户的管理,实际上起到经营疆域的作用。[13](p.156)但自明中后期,屯政逐渐遭到破坏。

明初规定一军授田50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户子孙繁衍,屯军田数不足,生产不敷食用。[7](p.62)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势家、军官利用手中权力不断侵占军田,土地兼并、私有化现象严重。例如,万历时,京城一带的军田被成国公朱允祯等占去9600余顷。崇祯年间,孙传庭查得西安四卫原有屯军24000人,田2万余顷,但后来“田归豪右,军尽虚籍”[7](p.62)。另一个原因则是军士们承担的繁重的军差,无暇屯种。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第一,分区驻守,长期不得休息。卫军轮班入卫,班期有一年、半年、几个月之分。按规定卫军兵值班期满便可回原卫休息。但是,在“秋高马肥”的时节,是边防防守最紧张的时期,入卫军兵必须与主兵一起协调分工,共同防守。“庚戌之变”之后,边所内各类班军分班戍守,入卫军兵的入卫时间比较固定,但也要视敌情而定,而撤防时间往往会拖延。[14](p.58)第二,修筑边墙堡垒,身疲力竭。明朝政府对待北方军事采取重点防守的基本政策。防守的主要手段是在沿长城一线修筑堡垒和边墙。明朝政府动用大量军队来进行这一规模宏大的工程。入卫军兵除了防御敌人之外,大部分时间用在修筑边墙堡垒。特别是在戚继光任蓟镇总督时,他带领蓟镇军兵大规模修治边墙堡垒,入卫军兵一直到崇祯年间从未停止过修筑边墙的活动。第三,烧荒事务,撤防无期。烧荒的目的是阻断“北虏”南下或近边牧马,并有助于观察敌情。按照一般情况,烧荒完毕之后,防秋的目的即达到,入卫军兵可以撤防,但实际情况往往是防秋完毕,军兵也不得撤防。烧荒事务,则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导致士兵没有时间来耕种田地,使得屯政事务一拖再拖,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另外,由于天灾人祸,也使得原来肥沃的田亩变得无法耕种。例如黄土高原,由于风沙侵蚀、土地沙化,再加上边疆连年战火,田多弃而不耕等,使得屯田数逐年减少。万历时,屯田数比洪武时减少二十四万九千余顷[7](p.62),“军屯骎骎化为乌有矣”。

军法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粮食作对军队的重要性。明朝中后期作为生产军粮的屯政遭到破坏,军屯多被侵占,剩下的屯田又得不到很好的耕种,造成屯田收入锐减,使得国家养兵费用供需紧张,财政困难,军队缺饷更加严重。天启元年,户部复给事中赵时用疏云:“国初,令军自养而无京运也,至永乐十年,辽镇岁收屯梁七十一万六千一百余石,以养该镇官兵九万余,京运亦只一万石而已。……隆庆初,岁收只二十七万石”。[7](p.62)减少了近2/3,其他镇也大体如此。各镇屯田收入远不足以充军饷,政府需每年向各卫所拨发“年例”。嘉靖三十一年,户部尚书孙应奎言:“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五万有奇,修边振济诸役又八百余万”。[7](p.62)

屯田制度的破坏,导致明朝粮饷补助,财政困难,户部为筹措边费,绞尽脑汁挪借、加派,仍不敷边用,最终导致国家无粮饷养更多的兵力,非但没有使明朝北方卫所军事力量得到发展,反而使其减弱。

三 过度压榨,激起民怨兵变

明末北方卫所的衰落的原因之一在于明朝统治者与官吏为一己之利而对民众、士兵的过度压榨,使得民不聊生,承担边防戍守任务的士兵不得不起来反抗,从卫所内部削弱了自身力量。

正德八年(1509),义州、锦州等地的士兵首先掀起兵变浪潮。当时宦官刘瑾专权,遣官四出,丈量各地军屯数额以便进一步压榨军户的血汗。户部侍郎韩福、同知刘玉在义州、锦州滥增士兵所耕田亩数,引起民怨,激化了军丁们酝酿已久的愤怒。军丁高真、郭成等人发动了兵变,以暴力进行抗争。辽东军户的这次大规模的兵变,引发了更多的士兵起来进行反抗。到嘉靖十四年(1535),辽东又爆发了历时五个月之久的大规模兵变。

斗争的起因是御史呂经擅自减少军士余丁,且徭役过苛引起的。起初,辽东的军队粮饷很少,且无暇全力务农。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朝廷规定每名军士可以有三名余丁帮助耕作,余丁免征赋银;每名马军给牧地五十亩,不征粮。可自嘉靖十三年(1534)起呂经巡抚辽东后,厉行苛政,每名军士仅给余丁一名,“余皆编入徭册征银”;对马军则“追牧马田还官,召佃纳租”。[10](p.25)这些措施使军士负担加重,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因而士兵的不满和愤怒日益增加,怨声载道。嘉靖十四年(1535)三月,呂经在辽阳“役军筑边墙”,由于将吏们百般苛求,劳作不休,“诸军大噪”,在军卒赵劓儿等人的领导下,军士们“拥众入抚院”,士兵们一拥而上,“争殴”军官刘尚德、李钺等人,呂经则被愤怒的军士们抓住,“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10](p.26)。明廷见事态发展愈发严重,惊恐万分,唯恐兵变有所蔓延,于是急忙“揭榜安抚,凡经诸所措置,为众不便者,悉罢之”,[10](p.26)并将刘尚德“革职监后听勘”,呂经则“召回别用”[10](p.26)。

明廷表面上承认士兵们并“无反叛之情”,但又认为他们无视王法,“拘制都御使,捆打都指挥,擅出狱中罪人,擅收九门锁钥,亦当求其为首者以正其罪”。[10](p.26)于是密谋捕杀为首者,把这场斗争镇压下去了。这几次兵变只是北方卫所兵变的第一股浪潮,波及面比较小,仍属于合法的斗争。到第二次兵变浪潮时,斗争更加激烈,范围更加广泛,对明廷的打击力度更强。

第二次兵变浪潮的起因是万历皇帝“穷耳目之好,极声色之欲”。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向全国各地大派宦官,广设矿监税使,对人民敲骨吸髓。人民忍无可忍,爆发了民变,后来民变之风蔓延至北方,清河堡余丁金得时借宗教号召民众起来反抗,但这些起义多被明廷分化瓦解、镇压下去,但也成为北方第二次兵变浪潮到来的先声。万历三十三年,税监继续在北方“尅剥”。大太监高淮到来后,巧立名目,“取羸马散给军,收好马之价十倍。至于布靴、番袋、米面诸货,无不勒派各营及民间者,追呼鞭挞,岁无宁日”。[10](p.29)“辽民丧生思乱,十以八九”,全体军民苦淮暴虐,数千士兵及家属感到在辽东做军户已无生路,欲逃离此地。此事被高淮知道后,以特务手段暗查密访,试图捕杀军丁。军丁们走投无路,“聚众数千,攻围税府”,掀起大规模兵变。“歃血摆塘,誓杀高淮而后已”。[15](p.260)此次兵变得到许多地方响应,“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又各镇额饷屡请不发,以此饥军合于乱众”。[15](p.260)不久,整个辽东地区全面暴发兵变。

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使明廷不得不让步,把责任全部推给高淮一人,将其捉拿回京,以平息众怒。辽东之事只是明后期众多兵变的一个缩影。到了明末,兵变之事更是接二连三:崇祯元年七月,辽东再次爆发兵变,宁远官军缺饷四个月,士卒们饥饿难忍,群起哗变。辽东巡抚毕自肃、宁远总兵朱梅都被军丁抓住,“棰击交下”,毕自肃惭愤自尽。崇祯二年底至三年初,陕西勤王兵哗于近畿,甘肃勤王兵哗于安定。九年,宁夏饥卒因缺饷而哗变,巡抚王楫被杀。[16](p.17)由此可见,因统治者与官宦的过度压榨而引起的兵变在明中后期北方卫所已不是少数现象,此情严重削弱了北方卫所的军事防御功能。

另外,明朝官宦、将领还借“清军”之法欺压军民。明初为了保证军队有充足的兵员,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年制订了“清军”之法。清军,即“卫所将逃故军姓名、乡贯编成图籍送兵部,照名行取,不许差人”,若不得就将其亲属、仆人抓起以充实军队,“有司提本军,谓之根捕,提家丁谓之勾捕”[9](p.72)。“清军”之法在明初的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得到了很好地贯彻。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清军”之法已经从追捕逃兵的有效方式变成了官吏营私舞弊、收受贿赂的手段。

负责“清军”的各卫官员所持有的追捕逃军的凭证——“勘合”由官员自行填写。填写过程为官员贪污受贿、公开盘剥提供了可能。“虽有清军之名,全无解补之实”[2](p.62)。当时就有人记载道:“民兵莫甚于勾军,卫所差官至六七员”,“既至州县,擅作威福,迫协里甲,瓷为奸私,无丁之家,诛求不己,有丁之户,诈称死亡,故留滞,久而不远。及还,则以所得财物偏贿官吏,朦胧具核”[9](p.72)。官员的肆意妄为加重了百姓与军户的负担,引发了他们的反抗。北方之人,起解之时,“其户丁与解人,惧烟瘴死亡之患,两怀恋土之心,彼此通同,或逃走外郡,潜入番夷,一二十年不到卫。原籍人丁,惟怕清解,全家逃亡者有之。”[17](p.595)而南方之人,“畏惧此间地方(北方)苦寒,不肯前来着役。间有解到,又多体气瘦弱,不堪操调,到卫未久,随即在逃。”[17](p.595)还有的军户把祖宗牌位付诸一炬,军户和卫所正军从此断绝关系,脱军避役。另外,有的军丁畏惧勾捕到远方的卫所,就投靠到附近的卫所惟军籍,认作亲族,这样就可以避免到远方的卫所充军。自宫作为自残身体的一种躲避服军役极端典型也多见诸于史料。父母为了使子孙逃避永久服役的命运,宁愿将子孙自宫。洪熙元年,兴州左屯卫军余徐翊奏:“有子自宫,今为内竖,乞除军籍。”[18](p.815)“弘治六年五月,军人马英的妻子罗氏,将其幼男马五自宫。”[18](p.816)这些零星、无声的反抗后来慢慢汇入到兵变的浪潮中。

国家的官宦阶级以压榨军民为敛财手段,使得后者不得不发动暴乱进行反抗。可见其腐败程度,这也将严重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明朝中后期一次又一次的兵变,从军队内部逐渐瓦解了明朝的防御力量。以军队镇压军丁,明朝的军事力量在一次次内部起义中消耗。军队镇压了军户反抗,接连的战争又使其他地区的军户与人民的负担加重,进而有了更多的人民起来进行反抗。兵变,不仅打击了朝廷,更加速了明朝边防力量的衰弱。

结论

军事对一个国家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管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乱年代,它都为维系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在明初虽有朱元璋告诫臣下“处太平毋忘战”,在开国之初,各项制度也都能发挥其作用。但随着统治阶级慌于政务,官宦、将领压榨士兵。使得兵士大量逃亡,直接导致兵源减少,在军士兵数量不足则无法对军屯进行有效耕作,使军屯收入减少,士兵生活无法保障,进而又引起兵士逃亡。在逃亡后,官宦贪污腐败之手伸向士兵,使原本困苦的军户生活再遭重创,走投无路的军户或逃亡或聚众反抗,掀起兵变与统治者抗衡。军队镇压军丁,原本衰败的军事力量再次削弱,军士的生活更加困苦,再次引发逃亡,形成恶性循环。兵士逃亡、军官腐败、军屯破坏,以及因压迫而引发的一次次兵变逐渐瓦解了明朝的统治,使边防力量不断削弱,此局面是明朝北方卫所在人员、制度、政治策略等各项问题综合爆发的结果。卫所衰落很大意义上是有其自身问题引发的,外部客观原因固存在,但主观原因首先严重削弱了其自身力量。最终明朝在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侵的双重打击下走向灭亡。